这就是“大编”：新华社同事追忆徐勇
徐勇走的那天，他没来得及改我的稿子。
去世前一天，他改我一条短稿，成为给我的临别礼物。我写“仅仅1个小时后就匆忙离场”，他删去“仅仅”“就”。我把编辑系统里的留痕模式印在脑中，此生不忘。除此以外，再说什么都是多余。
徐勇是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灵魂人物，是我们的师傅。被他训得羞愤欲死、骂得肝胆俱裂，谁还没有过？编辑说写写他的业务洁癖、工作作风，可我怎么敢写呢？总觉得没有一个句子配得上他的纯粹和精准，就像他如往常一样站在背后看我们敲字，不时“哼”一声冷笑，再看几句便要大声咆哮起来。对不起，删去“大声”——咆哮不会小声。
徐勇常挂在嘴边：“肯干比能干重要。”做事全力以赴，何尝顾惜此身。
有人说徐勇有文字洁癖，这我不知道。只知道：是就是是，否就是否，拒绝含糊，拒绝废词。“富婆”绝不说“女富婆”（你听说过“男富婆”吗？）；“河上漂死鱼”绝不说“河上漂着鱼的死尸”（还“鱼的死尸”？你想干嘛？）；报道坠机事件时，“机上乘客”删去“机上”（有“机下乘客”吗？）；“某地某时遭遇爆炸袭击，造成2死4伤”，删去“造成”（语义清晰，何必啰嗦？）；“中枪”？（你确定不是“中弹”？）；“透露”？（玩什么故弄玄虚，难道不是正常披露信息吗？老老实实改成“说”）。
徐勇教我对文字不能轻慢，每个字都有含义，想清楚再用。“某国总统某日宣誓就职”，想也不想就写“宣誓就职”么？真有一次，牵涉某国政坛角力，我们敏锐捕捉到只有“就职”却无“宣誓”，种种暗流涌动蕴含在一词中。
读到稿中“匿名消息人士”云云，他叫我们思考：真是匿名人士么？记者必定知道消息人士身份和职衔，否则怎敢以不靠谱之人作为消息源？于是改成“不愿意在媒体报道中公开姓名的某国官员”，精准。
徐勇不许我们想当然。总要去源头（source）核实，拒绝二手消息。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已发稿，也不许作为依据，仍要回归源头。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，甚至连源头也不盲信——别人出错，不是我们出错的理由。
我在埃及中东总分社当过两年英文编辑，没敢忘记他的训诲。有一次处理某分社发回的英文消息稿，提到某地震所在城市和经纬度。我去核地图，发现经纬度坐标位于红海，并非稿中所提人口稠密城市，可见两者必有一个写错。我追问当地雇员，答曰城市和经纬度这两个信息均援引自该国地震局网站。然而，地震局写错并不是我们写错的理由。继续寻找真相，直到确定无误。
徐勇要求大家保持专业精神。比如，文中第一次必须用全称，“贝拉克•奥巴马”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”等，后文才可简称“奥巴马”“北约”。他执着到连“超市”首次出现也用全称“超级市场”，好吧。
我们跟他学习：力求精准，不计代价。今年报道巴黎圣母院大火，有一个细节是“spire”倒塌，我在稿中译作“尖塔”倒塌。后来有报纸用户询问，其他稿件称“塔尖”烧毁，到底是“尖塔”还是“塔尖”？我早做足功课，答复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《蝇王》作者威廉•戈尔丁写过一部小说“The Spire”，中文译名《教堂尖塔》，又详述其建筑特点，证实区别于“塔尖”。几天后，徐勇见我时颇有称许。不记得他的原话，大意是：理当如此。
徐勇讲究品位，爱送大家CD和鲜花，自诩“old school”（老派）。他喜欢Josh Groban、Hayley Westenra、Roberta Flack、James Blunt……组里的年轻人谁没听过他分享歌曲《Wind Beneath My Wings》《You Raise Me Up》呢？
我后来渐渐体会到，他所追求的格调和胸怀，对写稿有何等深刻影响。先做人，再做事。不知道的人只看到他对稿件吹毛求疵、精益求精，却不知他始终在意的是人。人之为人，人比事重要。满腔热诚，满腔悲悯。于是明白，这样一个痛恨废字的人，当年为何没把我一篇稿件中“狗狗”删成“狗”。那是喀布尔分社遇袭时，记者张宁在前方连线口述、我在后方记录，提到爆炸现场“一只小狗狗”。徐勇编辑时愣了一下，没有敲删除键。
新闻追求速度。徐勇催逼下，我老早知道写稿标准：30分钟内写三五百字，1个半小时内完成千字稿。时效压力下，新闻稿不容我们像作家一样从容斟酌，慢条斯理。每条稿子，都是在有限时间内匆忙赶出，都火急火燎得没时间喝水上厕所。徐勇教会我们，在有限时间内尽最大努力；一旦发稿，便不再懊悔纠结，为某个瑕疵而百爪挠心，只要下次再拼尽全力，就可以了。
所以，这两幅画面都真实：徐勇破口大骂，把我们训得痛哭流涕；他柔声劝慰，说“知道你尽力了”。
徐勇的悲悯，除了捐钱助人之类，同样藏在稿件里，藏得有些深，要细品才知。我上学时爱写得晦涩难懂，入职后才知写得“够简单”才是高手。往往素材越难、事件越复杂，需要作者多做几倍功夫，自己吃透，才能写得让读者“读得容易”。徐勇教我们，这是为人做事的态度。
徐勇总鼓励我们写稿分小标题，那是出于对报纸用户的服务意识，方便报社编辑剪裁、重组，也方便读者一目了然，脉络清晰。
采写国际新闻，忌讳生硬翻译。中西文化差异，语言习惯不同，关注点迥异，徐勇教我们按照中文写作习惯、逻辑思路采写稿件，遇到某些舶来词不吝多介绍几句，交待清楚，总要让人读得明白，否则就是作者自娱自乐。
有个例子是“great”。英语世界张嘴闭嘴用这词，我们若统统译作“伟大”，徐勇便嗤之以鼻：世间有多少人或事当得起“伟大”一词？读过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（The Great Gatsby）么？更多时候，外国人口中的“great”是指“了不起”。
跟徐勇干活，慢慢学会用巧劲儿。背景材料不要堆作一团，可以打散后穿插全文，犹如穿针绣花；直接引语善加利用，如何放置在文中各处以增现场感和兴味；每个字、每个词皆有作用，想清楚为何写、如何写，哪有废笔？
徐勇所教太多，我匆匆几笔怎写得完呢？最后，讲一件趣事。当年，我们故意设计一个句子打算气徐勇，妥妥的是“琼瑶style”：“让我告诉你，我是爱你的。”前半句是废话，可删；后半句“是……的”是徐勇最痛恨句式，想象着他一边咆哮一边删成“我爱你”。设计归设计，终究没敢对他说。
徐勇走后，悲伤袭来，纪念他的文章铺天盖地。感谢新华社国际部法文组刘锴，他在《品味——写给徐勇》文末，终于把那句话对徐勇说了。
来源：新华每日电讯
作者：杨舒怡
